德鲁在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的教士们，着重指出了元朝王室对传教士们的优待。他在信里写道：大汗（当时是也孙铁木儿）承诺每年给他一百金弗罗林（florin，一种货币）的俸禄。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二十二名修道士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他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了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

继孟高维诺和安德鲁之后，仍然留在元朝的最著名的***传教士是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来自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约1265年-1331年）。大约在1***年（有的作者说他直到1***年才启程），鄂多立克乘船从威尼斯出发，在特拉布松登陆。然后，他从特拉布松出发，继续东行，首先来到波斯的蒙古汗国，访问了桃里寺。鄂多立克发现，在桃里寺，商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相比整个国家对法国国王的收入贡献，桃里寺这座城市带给波斯汗的收入更多。他还发现，阿塞拜疆有许多景教教会和亚美尼亚教教会。鄂多立克原本打算经伊朗东部前往印度，但亚兹德地区的***狂热分子引发了暴乱，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伊朗东部地区成了自相残杀的战场。蒙古的三个汗国之间相互争战，波斯汗完者都（Oljaitu），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以及阿富汗地区的君主达乌德（Dawud-khoja，也先不花的侄子）打得不可开交。此外，伊朗东部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也受阻，因为察合台一系蒙古人自1305年至1327年就不断地攻打、掠夺旁遮普。因此，鄂多立克回国的时候，西行先到阿拉伯的伊拉克，转到巴士拉乘船前往霍尔木兹，再从霍尔木兹乘船抵达印度，于1322年（或1323年底，又或者1324年初）在孟买附近的塔那登陆。1321年4月9日到4月11日，塔那有四位方济各会修道士被***杀害，鄂多立克收敛了他们的遗骸。他在无离拔（即印度马拉巴尔）海岸附近转了转，发现这里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国，于是记录了下来，他的记载有着极大的价值，对他所处时代的商业意义重大。鄂多立克继续前进，去往圣托姆（St.Thomé，或称“麦拉坡”），相传使徒托马斯就埋葬在这里，很多信仰***的移民聚居在这里。麦拉坡一带原本是景教信徒聚居地，对于当地景教的衰落，鄂多立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这里，景教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偶像崇拜，它几乎退化成了异教。卢布鲁克也做出过相同的评论，他说，在蒙古，景教教士们在与萨满们争夺信众的时候，几乎使景教降到了萨满教的水平。最关键的是，他们步入了印度教曾经历过的荒谬的歧途，狂热分子的疯狂举动充满了血腥，他们为了自己的偶像捐躯，从我们的圣徒中发出了与7世纪的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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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

离开圣托姆，鄂多立克游览了锡兰和爪哇，访问了占婆，并从这里乘船前往中国，在广州（广州被他称作“Sincalan辛迦兰”，这个名称来自阿拉伯语所说的Sinkalan或Sinikalan）登陆。广州给鄂多立克留下了人口密集，城市富裕，商品种类繁多、价格便宜的印象，他眼里的广州人既勤劳，又极富商业头脑，而且心灵手巧。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这里的百姓们敬畏的神灵数量极多。泉州也引起了鄂多立克很大的兴趣，他把泉州写作“Caitan”，这座城市的规模相当于两个罗马城。前面提到过泉州有圣方济各会教堂，鄂多立克就在这座教堂里得到了接待，他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修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赞不绝口。离开泉州，鄂多立克来到了被他写作“Cansay（或Guinzai）”的杭州，这座城市让他倍感惊奇。他说：“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它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与环礁湖之间。”这是一座多民族混居的大城市，居民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既有佛教徒，也有景教徒，这让鄂多立克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他写道：“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相安无事地聚居在一起，受到一个统一的权力的管理，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成功被方济各会会士们劝服，皈依了***（肯定是由景教改宗的）的蒙古族权贵，他把鄂多立克称作“阿塔（ata）”，这个称呼在突厥语里是“父亲”的意思。在他的帮助下，鄂多立克得到了访问一座佛寺的机会，他与庙里的僧人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离开杭州后，鄂多立克继续前往金陵府，也就是考狄尔所说的“Kin-lingfu”，我们把它称作“南京”。离开南京后，又到扬州，这里有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同时也有许多景教教堂。接着他游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作“Singiumatu”，可能是今天的山东济宁），

他把这里看作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皇城”汗八里。

“大汗住在这里的一座宏伟的宫殿里，宫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还有许多较小的宫殿，皇城是由若干同心圆环组成的，每一环的城里都有居民。在第二环，住着大汗和他的家人以及随从们。在这一环里，有一座人工堆砌的小山，山上建造了主要的宫殿，还种着美丽的树，所以这座山叫作‘绿山’。山的周围环绕着湖和池塘，湖上横跨着一座美轮美奂的桥梁。无论是大理石之精美，还是建筑结构之精细，这座桥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桥。池塘里有数不清的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用离开宫殿的范围，就能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里有一个大公园，公园里养着各种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记述了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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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宫廷中受到大汗接见的情形，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曾孙也孙铁木儿（1323年10月4日-1328年8月15日在位）。

“大汗坐在第一级的宝座上，他的第一位皇后坐在他左手边的第二级，第三级坐着三位妃子。妃子以下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陪着方济各派修道士在这座城市里（北京）待了三年半，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的朝廷里担任一定的官职。通过一次又一次去为大汗祈福，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我们之中有一位兄弟（约翰·孟高维诺）的确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什么时候出巡，他都会祈福。有一次，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距离北京有两天路程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举着一根系有十字架的长杆在面前，唱着‘伏求圣神降临’，大汗坐在战车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于是把我们召到他身边。我们靠近了，他摘下价值连城的皇冠，对着十字架鞠躬。主教为他祈福，大汗虔诚地亲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在香炉里，我们的主教在大汗前焚香。不过，按照宫廷礼节，没有人会空手去见大汗，所以，我们奉上装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可能还尝了尝水果。后来，为了避免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我们退到路旁，退到跟随着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的大臣（他们是皈依了***的***，原本信奉景教）中间。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很普通，然而他们却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了。”

鄂多立克还记载了为大汗安排的大型狩猎活动的场景，地点在离北京有二十天路程之远的元朝帝国狩猎场里。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的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的背上，蒙古王公们各自射出带有颜色标记的箭。“动物嘶吼，猎犬狂吠，喧闹一片，以致相互之间连说话声都听不清。”在达到**的时候，狩猎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木儿与他的先祖成吉思汗的做法一样，冲破狩猎圈，遵循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放那些受伤的野兽逃走了。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元帝国杰出的邮政系统。“信使骑着飞奔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他们快要接近那些驿站时，就会吹响号角，示意他们的到来。驿站里的驿丞听到号角声后，就让另一名驿卒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飞奔到下一站，就这样依次传递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内就能得到按正常推算需要骑行三天才能到达的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元朝大都待了两三年，似乎直到1328年前后才离开，取道中亚返回欧洲。他经过了信仰景教的汪古部***的领地，那里有一位名叫阔里吉思（卒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高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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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多立克也跟他前辈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一样，把这些汪古部的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弄混了，不过，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一系的公主们频繁通婚的时候，他的心里想到的必定是这些汪古部的王子。他把汪古部都城称作“Thozan”，指的一定是伯希和所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也有可能是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肃甘州，他说甘州的城镇和村庄的布局，紧紧围绕着宽阔的商路铺开，因此旅行者离开一座城镇或村庄时，就能看到下一座城镇或村庄的围城。鄂多立克一定是走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或南部边缘的小道穿过戈壁的，在旅行途中，他收集了与吐蕃和喇嘛教的理论相关的有趣资料。然而，关于吐蕃，他的陈述与实际经历有出入，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进入过吐蕃。1330年5月，鄂多立克回到了帕多瓦，他将自己的传教经历口述了出来，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鄂多立克曾得到过约翰·孟高维诺的接见，在他离开元大都之后不久，那位留在中国的大主教孟高维诺也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1333年，罗马派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接任孟高维诺的职务，尼古拉取道中亚来到中国。1338年，他到达阿力麻里（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传到了欧洲。然而，他可能还没到中国就去世了。1339年，教皇本笃十二世又派出一位教士前往中国，这次派的是约翰·马黎诺里。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前往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带着教皇的礼物去往钦察汗国，拜访了钦察汗月即别。1340年春，马黎诺里离开钦察汗国，进入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在这里重建了几年前因为宗教迫害而被破坏的***会。穿过中亚地区之后，马黎诺里最终于1342年抵达元大都。8月19日，元朝的第十一位大汗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正式接见了他，马黎诺里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高头大马，这件礼物得到了大汗的喜爱。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出发，乘船沿印度海岸航行，途中在麦拉坡和奎隆待了一年，最后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委任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担任大都教区的大主教，第二年又派弗朗希斯科出使中国。然而，这个时候，元朝刚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汉人建立的明朝。***被看作是一种蒙古宗教，处境艰难，明朝强令禁止包括***在内的元朝引进或推崇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同样的事情在公元840年的时候也曾发生过，随着回鹘可汗们的统治被推翻，受到他们推崇与保护的摩尼教被看作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一夜之间被全面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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