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领地内，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些纸币用起来都很方便，可以像金子一样用来交换。”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同样让这个威尼斯人大感诧异。他不断提起那些壮观的场面：满载着胡椒、生姜和肉桂等香料的船只从印度归来；一艘艘载着稻米的帆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泉州的商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贵重货品，比如生丝、锦缎（厚重的丝织品）、织锦，以及锦绣（布满金线或银线绣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绸缎，或一种被叫作“刺桐（Caiton）布”①的织物。

马可·波罗描述了元朝的主要市场，语气里同样充满了赞赏：汗八里（这里每天都有上千辆大车驶入，车上装满用来加工绸缎和成丝的生丝）是北方的丝绸贸易中心；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森德尔绸），并向中亚出口丝织品；安庆或开封，以及江苏苏州生产金丝织物；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最大的稻米交易市场。最繁华的地方是原南宋的都城（Quinsai京师，即浙江杭州），即便在蒙古人统治之下，过去的商业活动也没有完全丢弃，而它实际上与大蒙古帝国的所有贸易联系了起来，还促进了元朝商业贸易的发展。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杭州堪称中国的威尼斯，是当时最大的食糖交易市场。不仅如此，它还是重要的港口，无数船只从这里进出，带来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世界。商业的兴盛，促使大批阿拉伯移民来到杭州城定居，这里还居住着很多波斯人以及信仰***的商人们。最后，马可·波罗提到了福建省内的两大港口：福州和泉州（被马可·波罗称作“刺桐”）。福州的商人们“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极大的食糖市场和

（本章未完，请翻页）

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都是通过从印度群岛运过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应该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刺桐，“所有从印度驶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这情形简直难以想象。蛮子省（指中国南方）的所有商人们在这里云集，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满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开往亚历山大港，或***世界任何一个其他的港口，那么，其中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1345年前后，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谈到过刺桐，他的

说法证实了以上记载。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据马可·波罗记载，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停泊在爪哇港，带回“黑胡椒、肉豆蔻、良姜、荜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的商人们因为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从其他一些史书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元朝与特拉凡提尔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正式的贸易协定。中国的商务船队定期停泊在加韦里伯德纳姆（Kaveripatnam），卡亚尔、奎隆和锡兰，船上满载着大量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返程带回印度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进了两国之间交往的频繁。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虽然身处在***环境中，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蒙古人的很多喜好。比如，他们喜欢丝织品、瓷器之类的奢侈品，特地派人从中国运过去；从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上，可以看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出口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等物品到中国。

最后，据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特（Peg

（本章未完，请翻页）

olotti）撰写的《商业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的记载，可以证实蒙古人的征服活动促进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到13世纪末时，两条贯穿欧亚的陆路将欧洲与中国联系了起来。第一条去往中国的路线，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业据点，或者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经钦察汗国到敦煌。这条通道上的主要站点有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城（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从伊塞克湖出发，有两条小路，一条到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再从哈拉和林南行即到大都；另一条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经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位于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原。第二条陆路取道波斯的蒙古汗国，它要么起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即特拉布松希腊人帝国的都城，要么起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剌牙思（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王国最繁忙的港口）。但无论起点到底是哪一个，这条通道都要穿过塞尔柱苏丹国（与波斯的蒙古汗国有密切关系的属国）东部的边境，然后抵达波斯汗国实际的都城桃里寺。从桃里寺出发，主要经过可疾云（今伊朗加兹温）、剌夷、梅尔夫（马里）、撒马尔罕（中国古代称为“薛米思坚”）、沙什（塔什干）、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梅尔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进入喀什，接着经于阗、罗布泊，抵达敦煌。东方的商品经这些不同的商路，直接运往欧洲。

这些通道基本上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一致，除了陆路外，蒙古的征服者还重新开

（本章未完，请翻页）

辟了海上的商路，也被称作“香料之路”。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统治下的波斯国对欧洲采取闭关政策时，波斯的蒙古汗们却对从海路前往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大门。从八哈塔的哈里发统治的覆灭，直到***教在波斯汗国内赢得最后胜利之前，***的旅行者们都可以顺利通过波斯，从桃里寺前往霍尔木兹，然后在霍尔木兹乘船前往塔那（Thana），经奎隆，最后抵达刺桐。后面我们将要讲鄂多立克的旅行，他走的就是这条线路。商船在霍尔木兹停下，商人们带着从船上卸下来的中国丝绸和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经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的大市场，然后在这里分散，有的去特拉布松港口，有的前往剌牙思。

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这么通畅的商路，如此自由的商贸往来，都是以***为代价的。从客观上来讲，这算是蒙古的征服带来的一大有利后果。元朝、突厥斯坦、波斯、斡罗斯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受到札撒的严格约束，统治阶层的蒙古王公们关心商旅们的安全，宽容地对待各种宗教信仰，重新打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连通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与海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因此相比梅斯·蒂蒂亚诺斯的旅行，波罗一家的行程要远得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之间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接触。这样的结果是撼动了世界的成吉绘有鱼和水生植物的元青花瓷酒罐思汗的征战活动所带来的意外收获，同时也应该算是一个有益的结果。

①“刺桐”是古代泉州城的别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刺桐布”指的是中世纪一种质量低端、价格便宜的丝织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