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波罗(Niccolo Polo)和他的弟弟马费奥·波罗(Maffeo Polo)是威尼斯的商人,长期逗留在君士坦丁堡。1260年,为了做生意,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远行到俄罗斯南部地区的钦察汗国。在伏尔加河(被马可·波罗称作“Tigris”)下游的萨莱城,尼科洛和马费奥受到了继任钦察汗的别儿哥(拔都的弟弟)的接见,并卖给他各类珠宝。接着,他们经过原花剌子模国的地界,来到察合台汗国境内的不花剌城。由于蒙古宗王之间正在交战,阻断了西归的道路,因此他们被迫在那里待了三年。最后,他们决定跟随波斯汗旭烈兀的使臣一起,前往中原拜见旭烈兀的哥哥忽必烈。他们一行人沿着商旅们经常往来的道路东行,经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到达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以及畏兀儿的两座城镇,即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和后来被称为“哈剌火州”(Kara-khoja,马可·波罗写作“Carachoco”)的吐鲁番。接着,经过哈密(马可写作“Camul”)和敦煌(或称“Shachow沙州”),抵达元朝,最后到达汗八里。
忽必烈以最热情的方式接待了他们,希望他们能请教皇派一百名精通七艺①的学者到中国来。1266年,尼科洛·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兄弟俩带着忽必烈的希望离开元朝大都,返回西方,途经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the 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的主要港口,即地中海岸边的剌牙思。1269年4月,他们从剌牙思出发前往阿迦(Acre),接着前往罗马。在罗马,他们没能得
到忽必烈所要求的传教士和学者,于
是又起航回到阿迦。1271年底,这兄弟俩再次从阿迦出发前往中国,不过这次尼科洛把自己的儿子马可·波罗带上了。马可·波罗把自己一路的见闻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
马可跟随父亲和叔叔离开剌牙思港后,经锡瓦斯,再过小亚细亚的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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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苏丹国,抵达波斯的蒙古汗国。由于当时波斯的蒙古汗国可汗阿八哈,正在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们,也就是他的那些支持海都的堂兄弟们作战,河中道路被阻断,因此,他们只能斜穿波斯,取道桃里寺、苏丹尼耶和卡尚,然后经亚兹德(Yezd)和起儿漫到忽鲁模思(Ormuz,即“Hormuz霍尔木兹”)。他们可能打算从忽鲁模思乘船前往中国,但就像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中国南海岸的广州、泉州、福州和杭州等大的港口城市仍然属于南宋,没有被蒙古人控制。所以,波罗一行在忽鲁模思改变了计划,放弃了经海路东行的打算,转道北上,经呼罗珊(马可称它为“干树地”或“孤树地”)的沙普尔、沙普甘和巴里黑,进入中亚。
河中地区成为波斯汗与察合台汗之间征战不休的战场,为了避开这里,波罗一行从巴里黑出发,往东北方行进,穿过巴达克山(Badakhshan,今作“巴达赫尚”),经勃律(Bolor)以北的瓦罕走廊,翻越帕米尔山。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由塔什库尔干(托勒密所说的“石头城”)进入喀什。马可·波罗对喀什美丽的果园和葡萄园赞不绝口,还称赞喀什的居民极有商业头脑,“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他还在喀什发现了一个景教教会及教堂。离开喀什,波罗一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的古道前进,沿途经过叶尔羌、于阗、克里雅(Keriya)和且末(Cherchen)。绕过罗布泊的边缘之后,他们穿过了被斯坦因看作是今天的若羌(Charkhlik)的罗布(Lop),接着经过敦煌,然后进入原唐兀惕境内,抵达甘肃的肃州和贸易中心甘州。这些威尼斯人在甘州逗留了将近一年,等待元朝朝廷的指令。马可·波罗发现这里有三座景教教堂,城内还有许多佛教僧人,他对这些僧人的德行给予了客观赞扬。
波罗一行离开甘州,继续东行,途经凉州和原唐兀惕人的都城宁夏。宁夏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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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可·波罗发现这里也有一个景教教会以及三座教堂。他们继续赶路,进入了被马可称作“天德”(首府应该靠近今天的托克托,或归化城)的汪古部境内。马可·波罗还提到过汪古部王公们信仰景教,他也因此把汪古部的王公们与统治原克烈部的约翰长老家族弄混了。后来,鄂多立克也犯了与马可·波罗一样的错误。马可特别提到了当时汪古部的首领阔里吉思王子,他臣属于蒙古大汗,而蒙古王室与汪古部王室之间还是姻亲。
离开汪古部领地后,马可·波罗一行进入了华北地区,他按照蒙古人的方式,把这里称作“契丹”,这一名称来源于11世纪燕京的君主契丹人。他们从托克托出发,于1275年5月到达位于今多伦诺尔的上都,那里是忽必烈的夏季驻地。
马可·波罗一行带来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信,把它交给了忽必烈。忽必烈似乎很喜欢马可·波罗,把他带到了冬季驻地汗八里。据马可·波罗自己的陈述,他被忽必烈安排在了元朝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受到了信任,经常充当各种信差。不过,懂波斯文的马可·波罗显然从来没有严肃认真地了解过汉语,他经常用波斯语翻译中国的地名,而有一些译名是错误的,所以尽管有些人企图诱导人们,但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推测的那么重要。伯希和根据马可·波罗介绍的关于盐矿的开采情况,推测他在管理中原盐税事务的部门工作,很有可能担任了三年的扬州地方副长官的助理。他提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在1268年至1273年的围攻襄阳之战里起到的作用,然而他的说法却与中国史籍的记载不符。不过,即便这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夸大了他父辈的作用,但至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虽然职务不高,却拥有观察中国主要城市的机会。
马可的游记记述了以北京为出发点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西线,从北京到云南;另一条是东线,从北京到福建。在第一条线路里,他提到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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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和第二大城市平阳,以及陕西省的奉元府和京兆府。当时的京兆府长官是忽必烈的儿子忙哥剌(1272年-1280年在职),他曾提到过马可·波罗。接着,马可·波罗详细讲述了在四川成都的见闻,从此他的游记里有了大量细节。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确实去过这些地区。他到过云南(或可以说原大理国),去了大理(即“Caragian哈剌章”)和雅歧(Yachy,或称“Iaci押赤”,即昆明)两座城市,发现云南有一个大的***团体。当时的云南由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负责管理,在忽必烈的儿子忽哥赤(Ugechi,1267年上任)、秃忽鲁(Tughlugh,1274年接手),忽哥赤的儿子也先帖木儿(Yesen Temür,1280年继位)等宗王的统治之下,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辖区。马可出访云南的时候,掌权的是也先帖木儿。他记载了蒙古人在缅甸的战争(蒙古人分别于1277年,1283年-1284年和1287年远征缅甸)中的一些细节,由此可见,他可能曾经跟随蒙古远征军一起到达过缅甸边境。关于1277年的对缅战争,他进行了详细描述:蒙古的弓箭手们让蒲甘王的战象受惊,他们强行攻占了通往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但直到1287年才进入蒲甘。
马可·波罗记载的第二条线路沿着中国东部的海岸线,由北向南纵贯东部。具体线路是,从北京出发,经河间府(马可·波罗写作“Cacianfu”)到长芦(Cianglu)、滋阳(Ciangli),再到山东济宁(Singiumatu),由淮河入海口(当时是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淮安州(Coigangiu),到扬州(Yangiu),南下苏州(Sugiu),转向杭州(Quinsai),一路经浙江婺州(Vugiu)、兰溪南部,衢州(Ghiugiu)附近,以及处州(Cugiu),继续南行到达福建省的建宁府、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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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首府福州,最后抵达泉州。这条路线的最南端只到泉州,所以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广州。
忽必烈曾派过两个使团出访占婆和锡兰,马可·波罗可能也在使团中。去锡兰的使者们目的是带回佛舍利,其中包括著名的佛牙舍利。在锡兰,马可·波罗还跟别人请教佛祖****的故事,并将故事的概要生动地记录了下来,具有可信性。
1291年春,趁着阔阔真公主远嫁的机会,马可·波罗和他的家人们终于随行踏上了返回欧洲的轮船。阔阔真公主远嫁是应忽必烈的侄孙波斯汗阿鲁浑的请求,他请忽必烈挑一位巴牙兀惕(Baya’ut)部的蒙古公主嫁给他,于是忽必烈就给他选了阔阔真公主(Kokachin,马可写作“Cocachin”)。由于当时忽必烈和海都在中亚作战,陆路不畅,因此,忽必烈让马可·波罗一行人护送蒙古公主走海路前往波斯。他们在路上可能不得不在毗阇耶(Vijaya,位于今越南平定附近),以及占城(Cha**a)的都城停泊,接着驶往马六甲海峡。但离开苏门答腊海岸后,他们受到逆风阻挡,又滞留了五个月。这时候,他们也跟当时所有海员的做法一样,四处游览,必定也逛了当时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最大的香料市场奎隆(Quilon)。他们从奎隆出发,绕过德干高原的海岸向坎贝湾航行,接着沿波斯海岸航行,最后在霍尔木兹登陆,经起儿漫和亚兹德进入波斯。然而,他们抵达波斯的时候,波斯汗阿鲁浑已经过世了。于是,负责护送的波罗一行人把阔阔真公主转交给呼罗珊的长官,即阿鲁浑的儿子合赞(Ghazan)之后,又访问了住在桃里寺(大不里士)城里的波斯新可汗海合都(Gaikhatu)。后来,在阿塞拜疆待了三个月之后,他们在特拉布松(Trebizond)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终于在1295年回到威尼斯家中。
①“七艺”指的是逻辑学、文学、修辞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