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忽必烈继任皇帝后，为迎接锡兰国王赠送的一件佛骨舍利而举行过隆重的仪式。

帮助忽必烈管理佛教事务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他大约生于1235年，可能卒于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是著名的萨迦（Sakya）班智达①的侄子和继承人，主管藏地的萨迦寺。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请他，目的是借助他的影响力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并确保吐蕃的藩属地位。忽必烈借用古代中国给予佛教高僧的称号，封八思巴为国师。12**年前后，忽必烈将吐蕃纳入他的政治-宗教统治体系之下。直到那个时候，蒙古人对于畏兀儿文字以外的其他字母还一无所知。1269年，八思巴遵照忽必烈的命令为蒙古人创造了新的文字，这种文字受藏文字母的影响，被称为“都尔巴金”（dürb?ljin），或“方体字”。但伯希和认为，在新文字的创造上，人们对八思巴所起到的作用评价过高，这些方体字只是暂时流行的，因为蒙古人仍然在使用着模仿自畏兀儿字母的文字（这种模仿的文字与畏兀儿字母只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所不同，并且有棱有角的文字更多），这种文字已经成为他们的民族文字。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藏有蒙古大臣的手稿，手稿正是用畏兀儿文字写就的②。伯希和指出了这些畏兀儿文字的不足之处，这些只是不完全地表达了13世纪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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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语音，用畏兀儿文字无法区分出“o”音和“u”音，无法发出词首的“h”音，而且畏兀儿字母颚音也没有八思巴字母丰富。

继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大多都跟他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比如他的孙子铁穆耳。不过，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阿难答（Ananda，虽然他的名字是梵文名）却倾向于***教。“他熟悉《***》，尽管他并不擅长阿拉伯文”，他管辖着唐兀惕地区（今宁夏），积极在唐兀惕境内宣传***教。为了迫使他转而皈依佛教，铁穆耳曾一度囚禁他，却根本不起作用。铁穆耳去世之后（1307年2月10日），阿难答企图夺取王位，但他的侄子海山最终继位，随后处死了他。海山统治时期（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他表现出了对佛教的狂热崇拜，在他的倡导下，许多佛教戒律写本被翻译成了蒙古文。汉人儒学家指责他偏袒喇嘛，可能是这一指责引起了逆反，元朝的行政机关撤销了僧侣们和道士们直到当时一直享受的财产免税权。在忽必烈的曾孙也孙铁木儿统治时期（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大臣张圭代表儒生们公开对朝廷尊崇喇嘛的行为提出抗议。吐蕃僧人们常常骚扰陕西地区，当时有资料记录了他们的恶

劣行径：“曾看到过佩戴着金字圆符的番僧，源源不断地穿行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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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省，城镇旅社里住不下，他们就会强占民房，赶走房主，趁机奸污妇女。淫逸并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还把百姓们仅有的一点点钱财抢走。必须采取措施阻止这些公开的吸血鬼，他们比收税人还要残酷。”③也孙皇帝被迫采取措施，对喇嘛进入中原加以控制。

汉人文人们认为，造成蒙古王朝衰落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采取了“教权主义”，过于纵容佛教徒。不过，纵观中国的突厥-蒙古各代的历史，就会发现，佛教对忽必烈家族产生特别的影响也并不新鲜。4世纪末著名的苻坚以及6世纪初最后一批鲜卑人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一开始，在佛教的影响下，这些粗鲁的野蛮人变得比较温和、仁慈。然而，他们后来却变得迟钝，到最后甚至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当他们入主有着悠久儒教传统的中原时，汉人们不得不忍受这些可怕的主人，当这些君主逐渐失去了危害性时，他们就会被同化，同样的情形在鲜卑人身上也发生过；或者是像对待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样，把他们赶出境。但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教（如果1307年阿难答成功篡位，那么***教极有可能成为国教），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教获得胜利，将会给古老的华夏文明造成可怕的打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曾面临过的两次大的危险，可能就是1307年的阿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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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位，以及帖木儿入侵（由于1404年帖木儿去世而停止）。

①班智达是过去印度最高佛学学府那烂陀寺使用的一个称号，意思是大学者。萨迦是西藏第一位班智达。

②已知最古老的蒙古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字刻成的，它藏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为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是用畏兀儿文写下来的，而流传下来的则是汉译本和抄本”（伯希和的《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了立于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及其子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罗马教皇）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见伯希和所写《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评论》1922年-1923年，第3页-30页）。

③《元史·列传第八十九》（卷二百零二）中的原文是：“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图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