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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世纪,混战中的蒙古
12世纪末期,亚洲的版图是: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王朝,统治南方的是汉人建立的宋朝,定都杭州;盘踞在北方的是通古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以燕京为都城。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与甘肃,有一个西夏政权,是与吐蕃人有婚姻关系的党项人建立的。而在塔里木河西北地区,从吐鲁番到库车则居住着回鹘***,他们受到了佛教和景教文化的影响,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在楚河一带的伊塞克湖地区和喀什噶尔,有一个喀喇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喀喇契丹人是一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蒙古人。河中和几乎整个伊朗都处于花剌子模的苏丹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也是***,信仰***教,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花剌子模以西,其他信仰***教的亚洲地区被住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叙利亚和埃及的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们(他们是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的库尔德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苏丹们(他们显然是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瓜分了。
上面说的是那些过着定居生活的亚洲民众。在亚洲较远的北部,西伯利亚至蒙古一带的边境地区,戈壁滩北部草原沿着阿尔泰山、杭爱山和肯特山延伸,这里有无数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他们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三个种族。虽然中亚的那些游牧部落中的大多数存在语言上的差别,但由于他们处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过着相同的游牧生活,因此到过这些地区的人们都会认为他们在种族上是极其相似的。无论是格瑞纳德,还是阿米安努斯·马尔克里努斯、卢布鲁克,又或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们,对他们形象的描述几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有着“宽阔的脸庞、扁塌的鼻子、**的颧骨、细长的眼睛、厚厚的嘴唇、稀疏的胡须、粗糙的黑色头发、常年风吹日晒而饱经风霜的黝黑皮肤,五短身材,罗圈腿支撑着粗壮笨拙的身躯”。这些匈人(或蒙古人)的体貌特征世代相传,他们与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或生活在法国中央高原喀斯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或风沙弥漫,或严寒,或酷热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这些并不宜居的蛮荒地带的所有民族都变得无比强悍,从而足以抵御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
在这些部落中,大多数的真实位置都很难被精准定位,我们只能估计他们可能存在的大概位置。
乃蛮人是突厥-蒙古种族中主要的民族之一,他们可能聚居在今天的科布多地区和乌布萨泊郊区,东自色楞格河上游一带,西至黑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地区。“尽管它的部名可能来自蒙古语的叫法(‘naiman’意思是‘八’),他们的官衔名称却采用了突厥语的叫法,乃蛮人很可能是蒙古化的***。”他们中有许多人皈依了景教。《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 Jahan-gusha)①甚至说,乃蛮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景教信徒,还说13世纪初期继任乃蛮王的著名的屈出律②是在景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过,根据《蒙古秘史》的说法,在乃蛮人中,萨满教的影响并不输于景教,因为在战争时期,萨满巫师们能够祈祷,请求风暴和自然力量的帮助。在乃蛮人聚居地的南部地区,生活着回鹘人,乃蛮人的文化借鉴于他们的回鹘邻居,他们甚至将回鹘突厥语作为官方语言。13世纪初,乃蛮王任命回鹘学者塔塔统阿担任掌印官兼文书。当然,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对乃蛮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成吉思汗时期的乃蛮可汗被称作“塔阳”汗,这个称呼与汉语中的“大王”一词意义相近。塔阳汗的父亲,也就是上一代的乃蛮王亦难赤·必勒格,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首领”的名声。
在乃蛮人聚集地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分布着突厥黠戛斯各部,他们的首领顶着“亦纳勒术”的名号。公元920年前后,他们遭到契丹人攻击,被赶出了鄂尔浑河上游地区,此后在历史潮流中再也没有翻出浪花。
与乃蛮人争夺权利的是克烈人,克烈人的所在地无法确定,能够确定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地理位置。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克烈部位于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和翁金河与土拉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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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赛音诺颜旗境内。另一些学者认为,从哈拉和林起,在乃蛮人的位置以东的区域都属于克烈部的领地。克烈人常被看作是***。“关于蒙古起源的传说中,没有一星半点提到他们的地方,很难说克烈人是受到突厥影响程度特别深的蒙古人,也不能肯定他们就是已经蒙古化了
的***。”但不管怎么说,许多克烈人的名号是突厥语中的叫法,比如,脱斡邻勒(Togrul)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个蒙古名,不如说它是突厥名。叙利亚历史学家巴赫布拉攸斯认为,在公元1000年之后没过多久,克烈人就皈依了景教。相传,克烈人的可汗曾经在草原上迷路了,因为得到了教皇塞尔吉乌斯的指引才最终脱险。当时有一些信奉***的商人正好留在克烈部汗国境内,在他们的鼓动下,克烈人的可汗请求呼罗珊梅尔夫教区的主教伊伯杰苏前来,或者是派一位牧师来给他和他的部民们施洗。1009年,伊伯杰苏写信给巴格达的总主教约翰六世(卒于1011年),巴赫布拉攸斯摘引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信里说,20万克烈部***他们的可汗一起接受了洗礼。事实上,12世纪的克烈王室成员仍然继续使用着***教名,这将成为欧洲“普勒斯特·约翰”传说③的一个来源,而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则是另一个来源。在成吉思汗时代到来之前的两代,克烈部的可汗自称马儿忽思·不亦鲁(Marguz Buyiruq),他大概也跟塔塔儿④人(当然还有住在燕京的金朝的皇帝们)一样有着称霸东戈壁的野心。然而,塔塔儿人打败了他,还把他送到了金朝,他最后被钉死在了一只木驴上。据说,马儿忽思·不亦鲁的遗孀为了替他报仇,策划暗杀了塔塔儿可汗。马儿忽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与他一样有着***教名的忽儿札忽思(Qurjaquz),另一个是菊儿罕(Gurkhan),忽儿札忽思继承了汗位。忽儿札忽思死后,他的儿子脱斡邻勒成为克烈人的可汗。脱斡邻勒必须与叔叔菊儿罕一战,菊儿罕在乃蛮部可汗亦难赤的支持下,把脱斡邻勒赶出了克烈汗国,不过只是暂时的。脱斡邻勒在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人的首领也速该的支持下,最终成功赶走了菊儿罕。
1199年,脱斡邻勒得到了金朝的帮助,打着金朝的旗号打败了塔塔儿人,接着成为蒙古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但时间并不长。金朝封这位克烈部首领为“王”(汉人的称号),脱斡邻勒因此树立了权威。他有两个王的头衔,即汉人所说的“王”,以及***所说的“汗”,历史上称他“王汗”。这个时候初出茅庐的成吉思汗还只是王汗的藩属。
在克烈汗国以北,贝加尔湖南岸的色楞格河下游一带,居住着蔑儿乞惕人,他们是***,也有可能是蒙古人。在前面所讲的那些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有一些克烈人信奉了***。在蔑儿乞惕人活动的地域以北的贝加尔湖西岸,居住着蒙古族斡亦剌惕人⑤(Oirat,这个名称在蒙古语中是“同盟者”的意思)。
东北地区的北端,在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之间的“口袋形”地域内,居住着通古斯肃良合(Solang)人,他们的后裔是高丽人(Solon),今天仍然居住在原址。再朝南,从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南岸至贝尔湖(Bor Nor)附近,直到兴安岭,分布着塔塔儿人。伯希和认为,塔塔儿人并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定的通古斯人,他们显然“说着蒙古语”。塔塔儿人有时联合成“九姓鞑靼”,有时联合成“三十姓鞑靼”,他们在呼舒柴达木湖畔的属于8世纪的突厥碑文中被提到了。他们甚至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住在了克鲁伦河下游地区。12世纪的塔塔儿人已经成为令人害怕的武士、最彪悍的民族之一。已经强大起来的塔塔儿严重威胁到了东北地区汉化了的通古斯金人。由于成吉思汗早期的征战能够在西北部从侧翼打击塔塔儿人,因而开始的时候金朝是支持成吉思汗的活动的。
从狭义上来讲,在历史上,真正的蒙古人的含义是指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人,他们最初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蒙古东北部,随着季节变化游牧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与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之间。尽管成吉思汗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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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最终使所有蒙古族部落集合成了“蒙古”,但在此之前,历史上其实早就记载了那些说着蒙古语(几乎可以确定)的民族的存在,这就好比在***崛起之前,说着突厥语的各民族就已经存在一样。于是有人主张,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人以及嚈哒人,还有欧洲的阿瓦尔人(6世纪至9世纪),都属于蒙古语系的民族。我们还应该承认,8世纪至12世纪时,曾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契丹人说的也是一种蒙古方言,只不过他们的蒙古方言受到通古斯语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腭音化。这些说着蒙古语的民族都可以称得上是“前蒙古”民族。尽管这些前蒙古民族中有许多都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是,没有一支取得的成就可以与真正的蒙古人相提并论。以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们为代表的真正的蒙古人在军事上取得了举世闻名的成就。
根据拉施特(Rashid ad-Din)⑥收集的蒙古传说,早期的蒙古人曾被***打败,不得不逃到额尔古涅昆山区避难。波斯史家们推测,蒙古人的祖先大约在9世纪时从额尔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与斡难河一带的平原生活。蒙古传说里还记载了关于神话中的女祖先阿阑·豁阿的故事。相传,阿阑·豁阿在他的丈夫朵奔·蔑而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⑦的祖先。最后,传说中被认为是尼鲁温蒙古人的孛端察儿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12世纪,蒙古人分成了大量的兀鲁思。据符拉基米尔佐夫⑧的解释,“兀鲁思”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部落,二是***。这些独立部落不仅彼此之间相互争斗,还经常与他们的邻居,尤其是跟塔塔儿人交战。成吉思汗的家族属于孛儿只斤氏(斡孛黑)与乞颜氏(牙孙)。成吉思汗取得成功之后,一种习惯性的划分方法,就是根据是否与乞颜氏族有血缘关系,将蒙古部落分成了两支。与乞颜氏有血缘关系的,是光之子尼鲁温一系,或者说是纯种的蒙古人;而与他们无关的则是都儿鲁斤一系,他们属于小族系。尼鲁温一系中有泰亦赤兀惕(Tayichi’ut,也叫“Taijgot岱齐郭特”或“Taiji’ut泰赤兀”,他们似乎离蒙古主体稍远,聚居地更靠北,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部、兀鲁兀惕(Urn’ud)部、忙兀惕(Manqud)部、札只剌惕(Jairat或Juirat)部、巴鲁剌(Barula,或称“Barla八剌”)部、八邻(Ba’arin)部,朵儿边(D?rben,即“D?rb?t杜尔伯特”)部、撒勒只兀惕(Saljigut或Salji'ut)部,哈答斤(Qada-gin,Qatagin或Qatakin)部。都儿鲁斤一系,则包括阿鲁剌惕(Arulat,或称“Arlad阿剌惕”)部、伯牙吾惕(Baya’ut)部、火鲁剌思(Qorola或Qorla)部,以及速儿都思(Suldu)部、亦乞剌思(Ikira)部和弘吉剌惕(Qongirat,又作“Qngirat”“Qongarat”,或“Qongrand”)部。弘吉剌惕部似乎更靠近东南方,在兴安岭以北一带游牧,与塔塔儿人相邻。札剌儿部(Jelair)通常被归为蒙古人,不过可能是一支臣属于蒙古人的突厥部落,在传说中的蒙古英雄孛儿只斤·海都所处时代被蒙古人同化了,人们认为札剌儿部可能生活在希洛克河与色楞格河交汇点以南,也有可能在斡难河附近过着游牧生活。
从理论上来讲,在12世纪末期,蒙古人可能已经因为生活方式不同而有了草原畜牧部落与森林渔猎部落的区分。在蒙古至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生活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的森林地带,可以说马背就是他们的家。格瑞纳德认为,最初的蒙古人并不是来自草原,而是生活在山区林地的民族,“关于他们起源于森林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大量使用木制车上看出来。即便是在现代,蒙古人也与生活在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用木制的小桶而不用皮袋子”。草原部落,尤其是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定期迁徙于各个草场之间,住在临时搭建的毡帐里,这种帐篷被法国人称作“禹儿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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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叫法并不正确)。而生活在林地的部落则住在用桦树皮搭建的小棚子里。
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都发现,蒙古人中比较富裕的畜牧部落由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阶层领导,他们的首领通常都带有这样的称号:巴哈秃儿(baghatur或“ba’atur把阿秃儿”,意思是勇士)、那颜(Noyan,意思是领主),薛禅(Sechen或Setsen,在蒙古语里是贤者的意思)、必勒格(bilga,这是突厥语里的叫法,意思是贤者)和太子(t’al-tsi或taishi,这是汉语里的叫法,王子的意思)。符拉基米尔佐夫记载:“这个贵族阶层中的巴哈秃儿和那颜们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到牧场,并保证依附者和奴隶的数量保持在必要范围,从而看守他们的牧群和帐篷。”较为自由的武士或亲信(那可惕)、平民(哈剌抽)以及奴隶(孛斡勒)等社会各阶层,都在这个贵族阶层的统治之下。单个的奴隶,以及成为胜利部落的家奴或仆役的战败部落等,都是奴隶人群的成员,他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主人看管和放牧牲畜,还要在战时出征,辅助军队作战。
研究蒙古问题的俄罗斯专家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还认为,在森林狩猎的那些部落里,贵族阶层的地位并没有在草原游牧民中那么重要。他们指出,在森林里过着狩猎生活的那些部落里,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要是萨满们。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拥有所谓的“法力”的萨满们,又有着相当于王室成员的地位,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时候,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别乞(b?ki或b?gi,意思是长老、元老)”。事实上,在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剌惕部与蔑儿乞惕部的首领们,也有“别乞”的头衔。在所有的突厥-蒙古种民族中,萨满或巫师(在古突厥语中被称作“昆木”,蒙古语里称“孛卡”和“萨满”,通古斯女真语里也叫“萨满”),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成吉思汗帝国的创建过程中,萨满阔阔出⑨曾发挥过作用,详情将在后文中讲述。
事实上,前面所讲的关于草原畜牧部落与森林狩猎部落的区别,远不如“牧民”和“林地居民”这两个名词所引出的区别明显。比如,同样是蒙古人,泰亦赤兀惕部在丛林中过着狩猎生活,而成吉思汗则降生在一个牧民部落。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某种类型的狩猎人。生活在丛林中的百姓们,即便在隆冬时节也要带上木制或骨制的滑板,去猎取貂鼠和西伯利亚松鼠,从而交换其他用品。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同样存在着狩猎活动,牧民利用套索、弓箭等工具追逐、捕猎着羚羊和鹿;草原贵族则用猎鹰打猎。随着游牧环境的变迁,一个氏族可以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接受另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当成吉思汗年幼的时候,他的父系亲属们抢走了他父亲的畜牧群。尽管他后来成功发家,拥有了大量马群与羊群,但在那之前,他与母亲和兄弟们一起被迫过着悲惨的渔猎生活。
总的来说,生活在丛林里的部落似乎更加野蛮。在他们与文明世界之间,隔着游牧民,所以除了穿过游牧民的领地之外,他们根本无法与文明生活接触。而游牧民由于与生活在半戈壁地区的回鹘人、辽河河畔的契丹人或定都燕京的女真人有接触而获益匪浅。尽管他们没有城市,但是他们的游牧生活里出现了毡帐群“阿寅勒(ayil)”。毡帐架在双轮马车(这种车叫作“qara’utal tergen合剌兀台帖儿格”⑩,或“qasaq-tergen合撒黑帖儿格”)上,围成圈(古列延),或临时的聚居群,它预示着未来城镇的形成。研究人种历史的学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即生活在丛林里的蒙古人所住的简陋小屋进化到了游牧民住的廓尔(或毡帐11)。毡帐比较容易折叠和撑开,在13世纪成吉思汗国的大汁们时,毡帐变得如此宽敞、舒适,还有带绒毛的皮毛地毯,以致它成为真正的移动宫殿。但随着近代蒙古人的衰落,廓尔也退化了,它丢掉了13世纪时用来通气、排烟的小气管。
最后,从两种主要的营帐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在丛林里狩猎的蒙古人与在草原上游牧的蒙古人之间的区别:(1)构筑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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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圆形毡帐,需要大量的木杆和木条,这些材料都离不开森林,它说明住在这种毡帐里族人曾经生活在丛林里;(2)低矮的迈克罕(maikhan),是用宽大的羊毛毡建造起来的,制作这种毡帐对于生活在无林木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更容易。在成吉思汗时代,为了方便运输,常常将毡帐架在车上,它在平原上移动非常便捷,从而使真正的“游牧城市”的移动成为可能,这种运输方式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但如果将12世纪的蒙古与9世纪的蒙古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蒙古在文化上必定衰退了。以回鹘为主的***统治着鄂尔浑流域的时候,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农业活动中心。公元840年以后,回鹘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地位被黠戛斯人取代,农耕地带变成了草原。鄂尔浑河畔发现的突厥或回鹘碑文,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相当高,但成吉思汗的时代没有使人产生这种印象。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对鄂尔浑河地区的占领,扼杀了由摩尼教徒们带来的叙利亚-粟特文明。公元920年,黠戛斯人被赶走,由于回鹘人拒绝返回鄂尔浑河畔(前面讲过),因此曾经被黠戛斯人占领的鄂尔浑河流域一带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回鹘人跑到了更远的南方的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与吐鲁番定居,他们的文化影响了蒙古人,尽管这种影响极其微小,同时景教也传播到了蒙古人中间。但就像卢布鲁克的记载所指出的那样,景教在与蒙古的萨满教争夺信众,抢占蒙古首领们的精神世界时,它也几乎倒退到了与萨满教相同的水平上。
①《世界征服者史》是古代波斯的史学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的一部历史著作,成书于13世纪,记载了关于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的征战事迹。
②屈出律是乃蛮部可汗拜不花(太阳汗或塔阳汗)的儿子,在乃蛮汗国被成吉思汗灭掉之后,辗转投奔西辽,1211年篡夺了古儿汗耶律直鲁古的皇位,成为西辽皇帝,1218年被哲别擒获,交成吉思汗处死。
③即“祭司王约翰”,这是中世纪欧洲传说中的一个人物。相传在东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就是***的祭司普勒斯特·约翰,他将与欧洲的基督徒联合打败***。这个传说产生的背景是12世纪基督徒组成的十字军在叙利亚与***军队作战失利。
④“塔塔儿(tatar)”与“鞑靼(tatar)”是同名异译。广义的鞑靼是北魏、隋唐时期的室韦各部,也就是突厥碑文里所说的“三十姓鞑靼”。狭义的鞑靼是这里所说的“塔塔儿”,他们是分布于呼伦湖与贝尔湖附近以及克鲁伦河下游一带的鞑靼人。
⑤斡亦剌惕是元朝的叫法,明朝叫“瓦剌”,清代称“厄鲁特”蒙古,说的都是漠西蒙古。历史上的蒙古主要由“草原百姓”和“林中百姓”两个部分组成,斡亦剌惕部是“草原百姓”,“林中百姓”是布里亚特(不里牙惕)部。
⑥拉施特是《史集》的作者,他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任波斯伊尔汗国的宰相,14世纪初时编纂了这部历史巨著。《史集》内容囊括了中世纪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是研究14世纪以前蒙古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⑦尼鲁温蒙古人指的是出身纯洁的蒙古人(黄金家族)。据《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记载,阿阑·豁阿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分别是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不忽·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与孛端察儿·蒙合黑,其中后三个是感光而生,最小的孛端察儿·蒙合黑就是孛儿只斤氏的祖先。
⑧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年-1931年),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研究蒙古历史的权威,代表作有《成吉思汗传》。
⑨这里的阔阔出,即“通天巫”,是蒙力克(明里也赤哥)的儿子,大萨满。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的四个养子中也有一个叫阔阔出,因为屡次背叛主人而被成吉思汗杀掉。
⑩《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中记载的这种“合剌兀台帖儿格”,又叫作“帐舆”“幌车”,有围帐、门帘,车前有座位。
11古列延是草原上游牧部落的一种驻营方式,众多的毡帐围成环形的圈子,圈子的中心是首领或酋长的营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