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断送了大唐王朝的这次内乱,始作俑者是名叫安禄山的唐朝官员。安禄山是蒙古族契丹人,这个野心勃勃的叛乱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占领了唐朝的两座都城,即洛阳(公元755年)和长安。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玄宗的儿子临危即位,是为肃宗皇帝(公元756年-公元762年在位),为了平定叛乱,保住唐王朝,他向当时统治着蒙古的***语回纥人求援。
前面已经讲过,回纥人于公元744年取代了后突厥在蒙古的地位。回纥可汗磨延啜(又被称作“葛勒可汗”,公元745年-公元759年在位),欣然答应了肃宗的求援,礼尚往来,肃宗也答应将唐朝公主嫁给他。公元757年,回纥军队从蒙古南下,积极配合大唐帝国的军队,从叛军手里夺回了都城洛阳。肃宗感谢回纥军的援助,对他们的首领大加封赏,还答应每年给回纥绢帛两万匹。
但是,唐朝的内乱并没有完全平定,因为还有其他威胁到唐王朝统治地位的起义相继爆发。不仅如此,继磨延啜可汗之后新的回纥可汗牟羽(公元759年-公元780年在位)也不再像他的前任那样帮助唐朝,他一开始就打算利用唐王朝的内乱浑水摸鱼,后来又受到叛军使者的蛊惑,准备与叛军合作,甚至还率军向唐朝进发。不过在半路上,经过一位足智多谋的唐朝外交官员的劝说后,牟羽可汗改变了主意,转而与唐朝结盟,以唐朝的名义从叛军手中夺回了洛阳(公元762年11月20日)。他还故意在洛阳城里劫掠了一番。虽然从客观上来讲,牟羽可汗毫无疑问解救了危难中的唐王朝,但同时,这个欲壑难填的盟友对于唐朝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直到公元763年3月,唐朝才终于送走了这位牟羽可汗,让他离开中原踏上了归途,回到蒙古的领地。
在洛阳逗留的那段时间里,回纥可汗牟羽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而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变化的,是他在洛阳认识的那些摩尼教教士(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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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是索格狄亚那人)。在这些教士的影响下,他皈依了摩尼教,并且在回去的时候把他们也带回了蒙古。摩尼教是一种古波斯宗教(基于难以理解的马兹达-***的综合教义而产生,在伊拉克和伊朗都遭到阿拉伯人打压),因为牟羽可汗而意外交到了好运,它成为当时蒙古地区的君主、大唐的盟国、势力仍然处于鼎盛时期的回纥帝国的国教。在哈拉巴勒嘎斯一座石碑(即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里,牟羽可汗被称为“来自摩尼的人”。一位身份尊贵的摩尼教高僧慕阇(粟特文“Mojak”,帕拉维文“Moje”)担任回鹘新国教的主教,在回鹘汗国内建起了自己
的任所。摩尼教的教士们很快对回鹘汗国的政治造成了极大影响。写于这一时期的一本唐代笔记里,记载了这件事:“回鹘人用摩尼教教条来处理**。”
在后继的可汗们的努力下,回鹘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势力得以继续保持。回鹘可汗合骨咄禄(公元780年-公元7**年在位)向唐朝求娶公主。对于这些与他们结盟就可以保全自身、与他们为敌就会招来灭亡灾难的***,唐朝又怎么可能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大唐王朝与回鹘可汗平等地谈判,对比过往中原王朝与蛮族的关系历史,这绝对算得上一大新鲜事。
哈拉巴勒嘎斯的石碑碑文里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可汗的名字,他们的称号都带有各自的特征:爱登里逻汩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公元7**年-公元790年在位),爱腾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公元795年-公元805年在位),腾里**俱录毗伽可汗(公元805年-公元808年在位)以及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公元808年-公元821年在位)。这座石碑立于鄂尔浑河左岸的哈喇巴喇哈森附近,碑文用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三种文字刻录,内容是歌颂回鹘最后的这位“天可汗”。他也曾向唐朝求娶公主,但由于一些事情耽搁,唐朝公主嫁给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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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继承者登啰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这位新的可汗自公元821年起统治回鹘,直到公元824年。
随着摩尼教一起传入回鹘的,还有***、马兹达哲学、波斯艺术等,因此,摩尼教的传入必定对回鹘的文明做出了贡献,正如哈拉巴勒嘎斯的碑文里所说:“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在唐朝的回鹘使者们,在不同的时期(公元770年、771年、807年),都致力于保护已经在中原建起的或准备建立的摩尼教团。公元768年,回纥可汗得到唐朝皇帝(唐代宗)的许可,允许摩尼教徒在唐朝境内布教。因此,湖北荆州、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和江西南昌(公元771年)等地,相继建立起了摩尼教的寺院,回纥使者们也住在这些寺院里。公元807年,回鹘使者要求在洛阳和太原外再修建一些摩尼教寺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成为回鹘领土一部分的吐鲁番地区(原高昌国),摩尼教的发展也非常繁荣。观察摩尼教壁画和小画像,尤其是冯勒柯克考察团在回鹘亦都护(首领)旧居发现的那些,可以发现这一点。有趣的是,从这些小画像上我们还看到,在回鹘摩尼教信徒旁边还画有身穿白袍的摩尼教教士,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是已知最早的波斯式小画像。事实上,这些摩尼教教士们不仅把摩尼教带到了传教的地方,还从波斯带来了绘画技术,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绘画是宣传教义最有效的方式。回鹘的摩尼教信徒也出现在吐鲁番千佛洞的某些壁画上,最典型的就是穆尔图克壁画和柏孜克里克壁画。画像上的信徒们身穿华丽的长袍礼服,头戴僧帽,身边围绕着手持鲜花的女士们、仆役和乐师,这一切都证实了回鹘文化的丰富多彩。在吐鲁番的佛教壁画中,还有一些长着突厥-波斯式胡须的信徒(有点像今天的喀什噶尔人),他们像古代波斯的佛僧一样,头戴扁平的帽子,身后跟着骆驼群和骡子群,这让人联想到那些索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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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亚那的商人们。正是通过那些商人,回鹘帝国才得以与波斯的各种宗教产生联系。最后,在吐鲁番的壁画里,还有一些精美的景教壁画。不过,吐鲁番回鹘艺术,尤其是柏孜克里克的回鹘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在回鹘瓦解之后的
一个时期,也就是公元840年以后的公元9世纪下半叶到公元10世纪初期(吐鲁番境内最精美的信徒画像似乎创作于公元10世纪初)。因为那一时期正好是回鹘人被赶出了蒙古地区,大批逃往吐鲁番,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汗国,才得以在吐鲁番发展回鹘艺术。
从波斯或波斯以外地区,回鹘人不仅借来了摩尼教,还从河中地区学到了源于叙利亚文的粟特字母,并在粟特字母的基础上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回鹘文)。公元9世纪,这种文字已取代了源于鄂尔浑河的古突厥字母。有了自己的文字,回鹘人创造出了属于本民族的著作,那是最早的突厥著作,他们把用波斯文写就的一些摩尼教经典,和用梵文、龟兹文以及大量用汉文抄写的佛经翻译成突厥文。于是,回鹘比其他的突厥-蒙古各族更加先进,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各突厥-蒙古民族中,回鹘人堪称导师。
然而,在获得文明的过程中,回鹘人的战斗力可能逐渐减弱了。公元840年,回鹘帝国都城哈拉巴勒嘎斯被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和库苏泊之间)的黠戛斯人(未开化的***)占领,回鹘可汗被杀,盛极一时的回鹘帝国就此瓦解。趁着回鹘衰落,公元843年,唐朝开始全面地迫害摩尼教教士,因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唐朝廷一直对回鹘这个过分强大的盟友心存忌惮。
黠戛斯人取代了回鹘人,移居鄂尔浑河上游回鹘帝国的牙帐城所在地,即蒙古的哈喇巴喇哈森与哈拉和林附近,成为蒙古地区的主人,直到公元920年前后被蒙古族契丹人打败,才返回叶尼塞河草原。然而,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蛮族部落却使已经走向文明的蒙古地区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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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了野蛮状态。
失去了蒙古地区之后,回鹘西迁,一部分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地带的各个绿洲地区,包括哈拉和卓(或称高昌,古代吐鲁番)、吉木萨尔(它已成为突厥的别失八里城),以及焉耆和龟兹(公元843年)。另一批回鹘人被称为“黄头回鹘”,约在公元**0年或公元**6年居住在甘肃西部的甘州一带。甘州的回鹘汗国一直存在,直到公元1028年被唐古特人(党项人)占领。公元10世纪,敦煌的佛教发展繁荣,由此可见黄头回鹘人一定是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国教摩尼教,而改信当地的佛教。别失八里-龟兹的回鹘汗国一直存在到公元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他们把自己的影响强加给吐火罗(更确切地说,这里原是印欧种龟兹人的领地)。这一地区的回鹘人在继续发展龟兹文化的同时,创造出了一种有趣地融合了佛教、景教与摩尼教的文化。但也正是在这里,摩尼教迅速衰落,成吉思汗时期,别失八里-龟兹的回鹘人不是信奉佛教,就是信奉景教。
随着回鹘人移居到吐鲁番和库车,古印欧语地区的突厥化逐渐达到了顶点,但这种突厥化很可能是分阶段实现的。在某一个时期内,由于回鹘与土著居民融合,当地出现了会说两种语言的居民。这一点在***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书中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鹘汗国的居民除了会说他们自己的突厥方言外,还会使用另一种语言。回鹘人很可能是“吐火罗语”著作的延续者,也是受益者。回鹘文献常常刻在木块上,德、法、英考察团在今新疆境内所发现的回鹘文献表明,在经历着突厥化转变的同时,新疆地区原有的智力活动并没有失去生命力。所以,对于12世纪的乃蛮部(阿尔泰山附近的突厥-蒙古政权)和13世纪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鄂尔浑河的突厥-蒙古族政权)来说,回鹘人称得上是他们的“文明导师”。回鹘人给乃蛮人和蒙古人提供了文士、“官员”以及一种书面文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