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在此之前，这些地区使用的是各种方言，包括吐鲁番语、焉耆语、龟兹语（古吐火罗语A和B）

和“东伊朗语”（显然于阗方言是东伊朗语），不过这些方言都属于印欧语。

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克考察团所发现的手稿，证明了佛经是从梵文翻译成各种印欧语方言的（在北方使用的是两种吐火罗语；在西南方使用的是东伊朗语）。而另一种印欧语，是由那些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入中国的商队传播过来的粟特语。从天山到罗布泊之间有一些宿营地，供赶路的人停留过夜，粟特语只在这一地区使用。伯希和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座这种类型的遗址，它是公元7世纪移居过来的索格狄亚那人的聚居地。前面提到过，来

自印伊边境的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商队与商人们，以及佛教传播者们，他们共同把波斯与古印度的艺术带到了塔里木绿洲。在塔里木绿洲一带，在佛教文化的作用下，波斯和古印度艺术形成了奇特的组合，还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因素，比如，希腊式佛教艺术、印度恒河文明，或波斯式佛教艺术，这些从库车附近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可以看出来，它们可能属于哈钦命名的克孜尔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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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450年-公元650年）风格，也有可能属于克孜尔Ⅱ期（约公元650年-公元750年）。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木简（约公元650年）上有一些佛画，这些佛画具有典型的萨珊艺术特征。最后，克孜尔Ⅱ期中发现的那些佛教壁画所具有的萨珊艺术风格与阿旃陀石窟中的印度风格一起，渗透到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穆尔吐克壁画和圣吉木壁画中。除了受到印度、希腊和伊朗的影响外，这些地区的壁画风格还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就像哈钦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库车附近的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能够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当然，最先让人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应该是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和更靠近边境的吐鲁番壁画群。

公元630年，玄奘西行时，正是这种高度融合的文明在丝绸之路的要塞地区（尤其是在龟兹）发展的全盛时期。在所有居住着印欧人种的戈壁绿洲中，印欧文明的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无疑是龟兹，这一点根据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克考察团所发现的大量用龟兹语写就的佛经典籍可以得知。库车（龟兹）这个名称的梵文音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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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i”和中文音译“库车”都与“kutsi”的发音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有人推测“kutsi”是龟兹当地人所说的一种方言，也有可能是吐火罗方言。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一度被某些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称为“吐火罗语B”，被我们简称为“龟兹语”的这种特殊的印欧方言，已经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7世纪，有部分梵文经卷被翻译成了龟兹文。通过与佛教文明接触，龟兹分享到了印度文化遗产；而那些与波斯有往来的商队又使龟兹得以模仿波斯的物质文明。看起来，

龟兹似乎是一件完美的杰作，就像手稿和克孜尔、库木吐拉壁画中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居然成了切实存在。龟兹的表现堪称一流，毫无缺陷，简直是中亚地区类似于雅利安的一朵奇葩。而且这朵奇葩不是盛开在远离所有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地方，而恰恰是盛开在蛮族部落的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盛开在即将被那些最不开化的落后的野蛮部落摧毁的前夕。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处在草原边缘，与游牧部落相邻，唯一的屏障只有沙漠的龟兹竟然能够存在如此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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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壁画中光辉的龟兹骑士形象似乎是来自波斯袖珍画像的某一页。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他们有着鹅蛋形而光洁少须的脸，只有嘴唇上方有一点稀疏的胡须，鼻子高挺，眉毛弧度得体，身材苗条、挺拔，看起来就像是帖木儿朝的《帝王史记》中走出来的人物，画像上人物整体看来有着典型的波斯人的体型特征。他们的服饰也是波斯式的，首先来看他们的官服是：挺括的长礼服，配上一条金属腰带，腰带紧系，大翻领翻开在胸前，就像在阿富汗巴米扬的萨珊式壁画上所看到的那样，还配有仿照波斯装饰风格的辫饰、串珠和绣花等装饰品。再看看他们的军服：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已经形成了那种优雅的气质，使人联想到克孜尔壁画里骄傲的武士，他们头戴圆锥形头盔，身穿铠甲，手里拿着长矛或巨剑（砍刺两用）。最后是克孜尔和库木吐拉壁画里的仙女和女施主，她们穿着束腰的紧身上衣和多褶的摆裙，虽然取材于佛教人物，但刻画出来的形象却令人想起乐师、歌伎，她们常被丝绸之路上驿站里、塔里木地区各富裕的商旅城市中（龟兹以娱乐活动丰富而闻名）以及远至中原的人们提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