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叶。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Sueji Umehara）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深深影响了战国时期中原的艺术风格，战国艺术的繁盛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而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也出现在同一时期。最近，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艺术风格的出现追溯到了更早一些的公元前650年，它表明，以鄂尔多

斯艺术为表现形式的草原艺术在那个时候就已

经存在了，后来，它使周代中期中原艺术的装饰风格发生了改变。考古学家们都认同这一点，即鄂尔多斯艺术是引起中国古代青铜器从周代中期的风格向战国时期风格转变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一因素的作用显然遵循了社会内部发展的规律。已发现的匈奴文物主要的分布范围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以及陕西等地的边缘地区。比如：（1）北方外贝加尔地区的赤塔古墓，默哈特鉴定它属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蒙古高原恰克图①以北，靠近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的德瑞斯图伊斯克古墓，其中发现了具有西伯利亚特色的饰牌和发行于公元前118年以后的中国汉代钱币。（2）科兹洛夫所率领的考察团在蒙古库仑附近的诺因乌拉发现了一位匈奴王的墓葬，墓中发现了具有草原艺术风格的青铜器以及上等毛织物，毛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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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装饰图同样具有草原艺术风格（狮鹫猎杀一头麋鹿的场景，一只野猫攻击一头牦牛的情形），每种题材都采用了最佳的萨尔马提亚-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还有一块绘有留着胡须的男人的希腊织物，他的胡须长达身体的四分之三，毫无疑问，它出自被辛梅里安人统治的博斯普鲁斯的某位艺术家之手。根据一件制作时间为公元2年的中国漆器，可以确定以上所有文物的年代。同属于这类文物的，可能还有离这座古墓不远的鄂尔浑河畔的杜尔贝尔吉和伊尔克-阿里克所发现的无法确定年代的壁画，画面上精美的鹿似乎再次显现出了萨尔马提亚-阿尔泰的影响。（3）在鄂尔多斯，在绥远省、察哈尔省和热河省②，尤其是在靠近热河的滦平，在多伦（隶属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西，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和哈隆沃索，在张家口往南前往北京路上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旧城），以及位于陕西以北与鄂尔多斯边境的榆林等，在这些地方所发现的许多古代遗址中，都找到了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器。有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即在宣化发现了一枚中国“刀币”，根据它可以鉴定同一地点发现的

部分文物的年代，这枚刀币上刻着“t’u”的字样，是公元前480-公元前250年通用于中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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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代的一种钱币。

总的来说，虽然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器，或者说是盘踞在内蒙古的匈奴人所制作的青铜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产生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但整个汉代（从公元前3世纪初到公元3世纪初），在内蒙古与蒙古地区，这种艺术风格仍然非常兴盛，这一点已经被事实证明，包括在诺因乌拉发现的文物中，有一部分已经确定属于这一时代；在鄂尔多斯找到了大量青铜饰牌，这些饰牌上刻有多头兽的图案，将它们归属于这一时期也是较为正确的；最后是在赛努奇博物馆的收藏品，夸法尔的收藏品以及卢的藏品中，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青铜钩，它们的装饰图取材于匈奴，显然是汉代艺术家们参照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型而复制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也就是中国为人所熟知的“六朝”（公元4世纪-公元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对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钩的装饰风格的影响并没有减少，大量使用动物作为装饰题材的趋势在不断增长，那些装饰性的动物形象都呈弯曲状，并且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内，当草原民族大规模侵入西方时，从欧洲的扣子、饰牌和马鞍的装饰上同样可以分辨出草原艺术的影响。此外，阿恩还提到，直到9世纪时，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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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着原草原动物艺术的风格特征。同样的艺术也许一直继续存在于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汪古部（?ngüt）中，也仍然存在于聂斯托利派③所

用的十字架、鸽子、圣灵等小青铜器上，这种青铜器在鄂尔多斯以及附近的地区出土了很多。此外，在西夏王朝中期（公元11世纪-12世纪），纯鄂尔多斯风格的饰牌仍然在被制作着，除非吸引了扎尔莫尼注意力的西夏文字是当时重新刻上去的，或者，这些饰牌并不是西夏普遍使用的物品，而是仿品。

①恰克图原属中国，清政府与俄国于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划归俄国。这里曾被称为“买卖城”，当地中俄贸易兴盛，19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衰落。

②绥远省、热河省与察哈尔省都是****时期的行政区名称，*******成立后，几经撤并，1952年，察哈尔省的建制撤销，原辖区分别归属山西省和河北省；1954年绥远省建制最终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热河省的建制于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并入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③聂斯托利派是***的分支，又称景教，由公元5世纪初叙利亚人聂斯托利所创建。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下旨允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唐武宗时期景教逐渐衰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