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斯基泰艺术(1/5)

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大规模侵入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带来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之外。斯基泰人与亚述人是同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对于所有研究草原艺术的人来说,斯基泰人与亚述社会最初的这种接触有着关键性的意义。第一个原因是,斯基泰人从青铜时代过渡到了铁器时代,而时间或许正是公元前7世纪穿越西亚的徘徊期。

斯基泰艺术在发展的初期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凯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施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施塔特文化存在于公元前1000或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500或公元前400年,斯基泰文化则处于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200年)。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民族动乱中,高加索地区和米底国家,这里指的是洛雷斯坦①,他们率先与斯基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弗朗茨·汉卡的看法与他维也纳的同事F.W.库里格的意见一样,他也认为大部分高加索的科班青铜器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洛雷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产生的时代一样,属于公元前7世纪。在汉卡看来,科本的青铜器,甚至包括部分洛雷斯坦的青铜器都是属于辛梅里安人的。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还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显然与两种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关系,与此同时,斯基泰和辛梅里安侵略者的铁骑也踏入了同一地区。

在库班的克勒姆斯发现的铁制和金铸的斧子(产生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是确凿的证据,它们证实了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斯基泰艺术早期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斧子上的装饰图案表现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洛雷斯坦)的题材,在一棵生命之树旁边,站着两只野山羊,它们有着大而弯的角,还有一些美丽的鹿。图案上描绘的动物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然是受到了亚述艺术中动物描绘风格的启发。不过,它所采用的装饰方式却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这是一个起点,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发展的兴起。亚述(或希腊)的艺术是自然主义的,而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表现艺术则转向了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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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基泰艺术(2/5)

斯特罗姆斯卡亚墓中出土的金鹿,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的,从它身上似乎可以看到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固定表现形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6世纪,这种艺术也出现在了库班地区。

通过这种方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草原美学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而且还有着明显的向东发展的趋势,我们将会看到它一直扩展到了蒙古和中国。应该注意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自然主

义的倾向,毫无疑问,一方面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艺术成为它的源泉;另一方面希腊艺术也周期性地为它提供了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它一改自然主义的倾向,转而以纯装饰性目的为发展方向。最终的结果是,常常被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动物艺术风格不过是程式化的装饰艺术的一种掩饰罢了。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以上艺术发展趋势的解释。他们既没有固定的居所,也没有土地,根本不了解只需要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他们的奢侈品仅限于华丽的服装和个人的一些装饰品,以及进行过装饰的各种装备和马具之类的物品。无论是地毯,还是其他的装饰品,包括各种腰带上的挂钩和饰牌、马具上的金属饰牌、佩剑腰带的扣子、车厢板、各种工具上的把手等,都像在诺因乌拉(Noin Ula)墓葬②中所发现的那些物品一样,它们似乎都经过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可以说是经过了纹章学的处理。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北方的游牧民,无论是与斯基泰人相似的伊朗人,还是与匈奴人相似的突厥-蒙古人,他们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过着草原生活,追捕着鹿群或野驴,看狼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捕猎羚羊。由于受到了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以及这些北方牧民的生活方式和财富的特殊性质,他们遗留的物品上所表现的题材,采用了纹章式的描绘方式,程式化地描绘争斗的动物,也就并不奇怪了。安德森曾指出,这些动物的画像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似

乎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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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基泰艺术(3/5)

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品中的装饰性动物形象,都是按照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的,但金匠们所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除外,这些要么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工作,要么直接为草原上的各王工作的希腊艺术家们,他们所制作的艺术品只有主题是斯基泰式的。比如,在科斯特罗姆斯卡亚发现的文物,根据舍福尔德(Schefold)对它产生的时间进行的鉴定,它属于公元前5世纪;与它同属于一个时期的,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所发现的文物;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发现的产生于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350年的文物;来源于西伯利亚西部的彼得大帝所收藏的珍宝(它产生于萨尔马提亚人时期,公元1世纪);以及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乌兰乌德(历史上曾叫作“上乌金斯克”)出土的匈奴艺术的文物(它们可能产生于公元初年)。这里所列举的文物,都有这样的描绘特色,鹿角、马鬃甚至野猫的爪子都呈弯曲状和螺旋形,有时候,这种描绘方式能使动物的身高增加一倍。马的上唇像蜗牛的外壳一样,是卷曲的。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艺术风格所表现的动物形象,与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一样,二者由同样的灵感激发而产生,动物形象的塑造也完全是程式化的。它们相互缠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各自有着异常丰富的分支。虽然在对鹿和马,或熊与虎的头部进行处理时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却很难从装饰图案中区分出这些动物。动物的角和尾巴形成了簇拥的叶子收尾,或组成了鸟的形状。动物装饰艺术产生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但现实主义从中消失了。

于是草原艺术与草原附近过着定居生活的民族的艺术直接形成了对比,斯基泰艺术与阿赫门尼德王朝时期的艺术相对,匈奴艺术与华夏艺术相对,它们在描绘狩猎和动物争斗的场景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无论是亚述或阿赫门尼德的动物形象刻画,还是汉朝的古典动物刻画风格,都具有快速敏捷和刻画简朴的特点,这是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画法最大的不同。亚述和阿赫门尼德王朝时期的艺术作品,就像汉朝时期中国的艺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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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基泰艺术(4/5)

品一样,展示了寻找着食物、随时准备伺机而动的走兽,它们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互相追逐或彼此挑衅。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描绘出了动物之间混战的情形,图案上的动物常常像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一样扭打成一团,进行着生死搏斗。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具体表现形式有扭曲的肢体;被豹子、熊、凶猛的禽

类或狮鹫(传说中狮身鹫首的怪兽)抓住的马或者鹿;完全卷成了圆形的牺牲者的躯体。图案上既看不到动物敏捷的动作,也看不到猎物的逃跑,取而代之的是胜利者耐心而从容地撕扯着那些仍在垂死挣扎的猎物的喉咙。如果不是风格华丽,就算表现得“慢条斯理”,从内在来看,它仍然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动力。精美的动物形象处于相互交织的形态,这种艺术风格往往使得杀戮中现实的一面被完全消除了。

在从敖德萨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广阔范围之内,草原艺术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和倾向有着不同的分布。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前后,斯基泰人的草原艺术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对喀山附近属于芬兰-乌戈尔人的安纳尼诺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喀山附近发现的墓葬里藏有品类丰富的文物,包括常见的青铜斧和青铜匕首,以及躯体呈卷曲状的动物装饰图案。虽然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存在着一些不足,而且比较简单,但它们都与斯基泰艺术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塔尔格伦观察发现,安纳尼诺文化只是部分地使用了斯基泰动物艺术的风格,它主要的装饰图案仍然是几何图案。

米努辛斯克位于西伯利亚中心地区,在那里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是阿尔泰山脉一带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在青铜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这里仍然在生产一种饰有纯几何纹的带孔的手斧(比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有角的装饰品)。不过,就在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动物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制作繁复而精巧的青铜器相比,这些动物青铜器有着质朴而简单的风格。因此,这正是勃罗夫卡试图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理及年代上的起源。

这个问题显然相当重要。古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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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基泰艺术(5/5)

尔泰山区的工匠们锤打出来的第一批动物图案,是否就诞生于草原艺术的中心地带,即位于黑海和直隶湾(即今天的渤海湾)中心点的米努辛斯克?这些动物图案的艺术水平仍然比较低级,而且缺乏感染力,使它们变得丰富起来的影响因素,是否就是草原西南地区的斯基泰人对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艺术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华夏艺术对草原东南地区的匈奴艺术的借鉴?或者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说,米努辛斯克的动物形象之所以贫乏,是因为斯基泰艺术在向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衰落,就像它在向帕姆森林地带传播的过程中,经过安纳尼诺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事实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米努辛斯克文化和安纳尼诺文化,不过是俄罗斯草原艺术的微弱反响罢了。

还需要注意的是,最初(即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所发现的一些装饰实例,不过是一些风格拙朴的动物形象,比如在七兄弟墓,库班的克勒姆斯、乌尔斯基、科斯特罗姆斯卡亚,以及基辅附近的奇吉林和克里米亚的科什与库尔奥巴(那些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在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时期,这种风格明显变得更加繁复,比如在亚速海岸边的梅利托波尔附近的索罗克哈所发现的动物图案。在一件精美的、由希腊金匠制作的、表现斯基泰题材的艺术品的侧面,有一些身体扭曲的动物形象,它们有着独特的分支,并且做工精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这一地区制作的青铜器,上面所刻的花纹和枝形图案,制作初衷仅仅是图纹本身的装饰性,而不是出于其他的目的。

①洛雷斯坦大致相当于今天伊朗西部的洛雷斯坦省和伊拉姆省,在洛雷斯坦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制品,包括车饰、马具、武器等。

②诺因乌拉墓葬位于蒙古中央省色楞格河畔的诺因乌拉山区,属于匈奴人的墓葬。1924年,苏联考古专家科兹洛夫所带领的考察队发现了这一地区大量的墓葬群,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墓葬群中先后发掘出具有草原特色的陶罐、银饰、织物以及中国汉代的漆器等文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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