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人来说，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斯拉夫人是野蛮人；等等。同样，在古代中国，南方地区长期被黄河流域的中原人看作蛮夷之地。但是，受地理条件因素的影响，生活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们慢慢接受了农耕生活的方式，摆脱了落后，逐渐融入了农耕社会，因此到了中世纪后半期，几乎整个欧洲及伊朗、印度、中国的物质文明发展都进入了相同的阶段。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地带并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这个地带就是东起中国东北边境、西达布达佩斯之间的一片广阔的大草原，这片大草原沿着欧亚大陆的中部向北方伸展，西伯利亚的森林从它的北部边缘穿过。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草原上的耕地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草原人都只能像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类一样，过着以蓄养牲畜为主的游牧生活。事实上，其中有一些部落（即生活在森林里的那些部落）还停留在马格德林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时期的狩猎者阶段。因此，生活在草原和森林地带的人们仍然处于野蛮状态。这倒不是说他们就比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低能，而是说，在这些地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人长期保留着那种早已被其他地区的人们抛弃了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其他地区已经进入了先进的农业社会时，这些残存下来的游牧民族却在历史这幕大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邻的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落差，生活在公元12世纪的亚洲各个农耕族群，却有一群还停留在公元前2世纪的邻居。一支又一支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突变与危险。蒙古的游牧民族只要南下就会到北京，吉尔吉斯草原过来的游牧民族则前往伊斯法罕。相比古代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定居民族，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的确没开化，他们被定居民族亮出的武器吓倒，被玻璃珠和头衔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旱灾降临，当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跨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着重重危险穿过荒芜的草原，终于来到耕地边缘，来到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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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注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看到了成熟的庄稼、丰衣足食的村庄和繁华的城镇，不难想象他们心中的惊诧。然而，匈奴人却无法理解这种奇迹，或者说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迹背后的秘密-维持这种繁荣所忍受长时间的辛苦劳动。如果受到蛊惑，他们就会像他们崇拜的狼一样，在天寒地冻时潜入农庄，隔着篱笆栅栏窥探他们的猎物，心中涌起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

在农耕群体附近，生活着一群过着畜牧和狩猎生活的游牧民族，两相对比，一边是高速发展的农耕社会，一切欣欣向荣；另一边是可看到、可接触到的仍处于游牧阶段的各民族，不时忍受着草原干旱时期常有的触目惊心的饥荒。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异不仅突出体现在经济的巨大差别上，还表现在一种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上-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待对方的态度，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在一座现代城市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觉。在中国北方优质的适于耕种的黄土地旁边，在波斯的田园附近，在基辅肥沃的黑土地周围，围绕着一条贫瘠的游牧地带，牧地上的气候条件通常都非常恶劣，十年闹一次旱灾，干旱来临时，水源枯竭，牧草枯萎，牲畜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牧民的死亡。

处境如此之艰难，为了生存，游牧民族自然形成了一种定期向农耕地区推进的规律。而这些游牧民本身，不管是***，还是蒙古人，在长期严酷的现实环境的训练之下，都具备了头脑冷静、注重实际的能力，都做好了时刻服从命令的准备。当定居族群，尤其是那些处于衰落之中的定居族群，遭受游牧民的猛烈攻击而被迫屈服时，这些入侵者攻占了定居民族的城市。他们最初会采取为时不算太长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毫不费力地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悠久而尊贵的王位，比如中原的皇帝、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鲁姆的苏丹，接着使自己适应这种变化。在北京，他变成了半个汉人；在伊斯法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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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剌夷，他变成了半个波斯人。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草原与城市之间永远处于和谐状态吗？绝对不是。人类地理学上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继续发挥着作用。即便那些已经汉化或波斯化的可汗们没有被本地的反抗力量（有的长期活动，有的突然袭击）推翻，也会有新的游牧部落，一群处于饥荒之中的游牧部落从草原深处走出来，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那位冒险成功的可汗，可能与这些新的游牧部落沾亲带故，但在他们眼里，他不过是另一位突然获得成功的塔吉克人（波斯人）或拓跋人（中国人）而已，而他们也在重复着他曾走过的冒险之路，使他的处境不利。

为什么这种冒险大多数都能成功呢？从匈奴人进入洛阳，到满族人进入北京，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会在整整十三个世纪里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民族虽然在物质文化上的发展较为缓慢，但他们在军事上一直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都是优秀的骑射手。这是一种技术兵种，由具有精湛的射箭技术和灵活到难以置信的骑兵组成。相比定居民族，这些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显然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就像是近代欧洲因为有了火炮而具有了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古代中国人，还是波斯人，都从未忽视过这些骑兵。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装；而从帕提亚时代起，波斯人就领教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矢的威力。但是，在骑兵领域，无论是古代汉人、波斯人、罗斯人，还是波兰人或匈人，都没达到能与蒙古人相匹敌的高度。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经受骑射训练，每天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骑马追逐鹿群，不但惯于耐心地追踪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而且慢慢掌握了各种捕捉猎物的技巧。这样的他们自然是很难被打垮的。这倒不是说他们经常正面迎敌，相反，他们通常在突袭敌人之后，就跑得没影儿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在避免自己被抓住的同时，像追捕猎物一样追击敌人，袭扰敌人，消耗敌人的精力，直到将对手拖得筋疲力尽。这支灵活无比的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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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造出无处不在的假象，用以蒙蔽敌人，而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更是将个人的智慧融入了这种优势之中。普兰·迦尔宾与卢布鲁克曾目睹这支骑兵行动，那种具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极大地震撼了他们。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失了，因为它们分别产生于马其顿政体和罗马政体，作为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它们也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兴起、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但草原上的那些骑射手们不同，他们是大地上自然的产物，由饥饿与欲望催生出来，其主体是经历了饥荒岁月煎熬而幸存下来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才能统治欧亚大陆达13个世纪之久。成吉思汗之所以能成功地征服世界，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哪怕当年幼的他被遗弃在克鲁伦的草原上，无依无靠时，还能与弟弟拙赤合撒儿每天带足够的野味回家，而不被饿死。

骑射手们***的飞驰的箭矢，是一种不用与敌人面对面交锋的武器，在古代和中世纪，它极具战斗力，而且能摧毁敌人的士气，就像今天手枪中的子弹一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骑兵们的这种优势失去了作用呢？为什么16世纪以来的游牧民族，无法随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原因就在于定居民族开始使用大炮来对付这些游牧民族。仿佛就在一夜间，长期以来的形势发生了大逆转，定居民族忽然获得了这种能够战胜游牧民族的优势，一种人为的绝对性优势。伊凡大帝用大炮轰走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清朝的康熙皇帝用大炮使卡尔梅克人感到恐惧。轰隆隆的大炮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军事技术第一次，也永久地改变了阵营，文明世界变得比野蛮族群更加强大，游牧民族的传统优势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不真实的过去。1807年，不切实际的沙皇亚历山大居然召集卡尔梅克的射手们去攻打拿破仑，这无异于让马格德林时代（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人再现，这样落伍的做法，自然也就难逃失败的结局了。

仔细算来，这些射手们失去世界征服者的身份，至今也才过了三个世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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